延安桥儿沟革命旧址位于陕西省延安城东桥儿沟村，是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和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旧址由7排共52孔石窑、13间瓦房、一座天主教堂及鲁艺广场组成，占地19.5亩，建筑面积3037.55平方米。2015年6月，将东、西两面山坡的42个院落269孔窑洞纳入革命旧址，保护范围扩大到300亩。

天主教堂始建于1930年，1934年竣工，教堂面阔18米，高25米，进深33米，教堂正面立有3个塔楼，呈笔架型，内部并列两排立柱，为三通廊式，在建造过程中，既保留了古罗马哥特式建筑风格，又渗入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是一座中西交融的典型建筑。整个旧址布局规整，建筑精美，是一处重要的、复合型的、内涵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对于研究中国革命史、文化艺术史以及宗教史、建筑史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教堂内部陈设仍按六届六中全会的原貌陈列，主席台正中悬挂的是马恩列斯的画像，中央是党旗。主席台上方的会标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两侧的横幅标语是大会的口号：“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才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1937年1月～1939年2月，中央党校进驻桥儿沟，窑洞为办公室、教室，教堂为中央党校礼堂。1938年9月29日～1938年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此召开。1939年8月，鲁迅艺术学院从延安城北关云梯山麓迁至桥儿沟办学，一直到1945年11月抗战胜利后。延安时期，桥儿沟还是延安工人学校、新华化工厂、部队艺术学校、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延安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陕甘宁边区中学、陕甘宁边区医院、西北医药专门学校等15个学校和工厂所在地。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正确路线，纠正了党内右倾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和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党领导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会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说：“我党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次是1935年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高等学府，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人联合发起，1938年4月10日成立，1940年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并入延安大学，再次更名为鲁迅文艺学院，统一简称“鲁艺”。从1938年4月～1945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鲁艺成功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等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模式，共培养学生两千余人（包括中短期培训一千余人），造就了一大批抗战文艺人才。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兄妹开荒》《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具有时代精神、泥土气息和民族特色的经典文艺作品，发挥了文艺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团结人民、打击敌人中的巨大作用，使鲁艺成为执行党的文艺事业的坚强堡垒和核心，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祥地，为新中国文艺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1945年底，鲁艺迁往东北、华北等地，参加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成立后，鲁艺师生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骨干和领导力量，创办了一批文艺院校和文艺团体，至今为文艺人才的培养和文艺事业的繁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日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干部的高等学府。其目的是“培养抗战艺术干部，研究正确的艺术理论，整理中国艺术遗产，建立中国新的艺术。”1938年2月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联名发起，以中国最大的文豪、新文化旗手——鲁迅先生命名，表示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正式成立，1940年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并入延安大学后又更名为“鲁迅文艺学院”，统一简称“鲁艺”。

从1938年4月至1945年11月，鲁艺人克服战时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根据抗战需求，不断调整教育目标和教育方针，成功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等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模式，不仅培养了文学、音乐、戏剧、美术等方面的人才近千名，还接收西北战地服务团、东北战地服务团、华中鲁艺、新四军军部鲁艺工作团、华北前线剧社、黄河剧社、七月剧社、战斗剧社、奋斗剧社、工卫剧社、吕梁剧社、陇东剧团、回民支队抗战剧社等许多艺术团体的千余名文艺工作者前来进修和提高。

在八年浴血抗战中，鲁艺人自觉执行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自觉把艺术理想融入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深入实际，深入生活，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兄妹开荒》《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具有时代精神、泥土气息和民族特色的经典文艺作品，发挥了文艺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团结人民、打击敌人中的巨大作用。在翻译、文艺理论、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以及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方面成就卓著，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革命文艺的堡垒与核心，被誉为新中国文艺的摇篮，为新中国文艺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945年底，鲁艺迁往东北、华北等地，参加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成立后，鲁艺师生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骨干和领导力量，创办了一批文艺院校和文艺团体，至今为文艺人才的培养和文艺事业的繁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鲁艺的创办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实践文艺运动的一面旗帜，是引领时代风貌的成功典范。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鲁艺所凝聚的精神力量和时代信仰将穿越时间之河，成为中国文艺史上一座永久的丰碑！

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党校礼堂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参加会议共56人，其中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9人。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致开幕词。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简称《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王稼祥、周恩来、王明、朱德、项英、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分别作了报告和发言。彭德怀、秦邦宪、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林伯渠、吴玉章等作了发言。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作会议总结，王稼祥致闭幕词。全会通过了《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的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

早在全会召开的半年前，中央就派任弼时出使莫斯科，向共产国际递交了长达15000字的报告。报告反复指出：毛泽东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毛泽东的正确为实践所证明，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任弼时与在莫斯科养病的王稼祥一起多次拜会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领导人，重申报告中的观点。共产国际第一次比较全面的开始深入地了解国共两党的关系，逐步认识到抗战以来毛泽东所坚持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性，并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给予了肯定。

所以在王稼祥传达完共产国际的指示后，会上迅速形成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正式领袖的热烈气氛。彭德怀在会上发言说：“领袖的培养是在坚决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领袖不能委任，领袖也不是拾来的，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会议决定毛泽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在形式上不是党的总书记，因为共产国际没有明确指示，但是他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拥护，成为在全党无人可替代的领袖。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在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不点名的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论调，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在报告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节中，毛泽东专门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号召全党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

11月5日，毛泽东作总结发言，全会通过了《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的决议案》，通过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

六届六中全会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关头，我党召开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这是六大以来开会时间最长、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全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正确分析了抗战发展趋势和目前形势，制定了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策；会议基本上纠正了党内右倾错误，确立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证了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全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在思想上基本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政治上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军事上坚持基本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并取得全面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党的历史上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在当时还没有条件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的讲话中曾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